9月10日是第21个“世界预防自杀日”,记者从快手获悉,2021年8月快手正式组建自杀干预社会救助小组,通过AI预警系统识别、建立安抚干预标准流程,7X24小时在线干预挽救有自杀倾向的人,仅今年上半年已成功挽救131人。目前,“AI+人工”的自杀干预模式已成为主流互联网平台治理的标配。
女网友自杀被成功挽救
26岁的黄蓉毕业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,在进入自杀干预社会救助小组以前,她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内容审核员。加入快手后,经过专业的心理学知识和真实案例的培训,在试岗一个月后,经考核合格,她正式成为救助小组的一员,至今已有两年时间。
(图说:快手自杀干预社会救助小组成员黄蓉。)
黄蓉现在所做的干预工作,是在接到系统或人工的风险预警后,通过综合预警对象的直播、短视频、评论等信息,来判断风险,并施以安抚或联动警方上门干预挽救。
“你赶紧帮我查一下你们那一个快手用户,她的快手号是XXX”。今年6月13日下午14时33分许,快手客服接到一名男性用户进线,电话那头是焦急的语气。
在和进线的用户确认快手号和账号昵称后,进线的用户继续对快手客服说:“对,就是她,这个人自杀了,她喝药了,你查查她电话是多少,你赶快查出来报警,救救她呀。”
原来,这名“自杀”的用户是进线用户在快手上认识的一位女性网友,他们加了微信成了好友。当天这位女性网友突然打视频与他微信通话,说自己喝药了。等他向这名女性网友询问详细信息时,对方再也没有回信。
但他除了知道这名网友是辽宁某市的外,别的信息一无所知。他也向该市的110报了警,但因他能提供的信息实在太有限了,警方核实处置仍需一定时间。于是,他将求助电话打到快手平台。
快手客服的工作人员记录用户反馈的信息,立即将该风险信息推送给自杀干预社会救助小组。
当日值班的黄蓉接到预警信息后,先是电话与“自杀”的用户联系核实,但拨打三次均未接通。黄蓉根据处置流程核查了用户近期所发的视频信息,发现在其中一条视频中,该用户回复网友时吐露“我要离开这个痛苦的世界”。
结合用户的进线,黄蓉综合判断该用户自杀的风险比较高,于是她根据用户公开的IP地址向警方报警,并根据警方的询问补充相关信息。
警方分析确认当事人位置后,他们同步拨打了120,出警上门后,将当事人送医。
一周后,黄蓉再观察这名用户的登录状态以及她是否再有风险行为时,发现她的昵称已改成积极向上的昵称,并一直在持续更新内容。
10分钟内要完成风险评估和报警
仅仅凭借一个毫无证据的来电反馈,如何做出下一步干预动作?这既对团队成员综合评估判断能力要求极高,也是对干预标准和流程的考验。
快手自杀干预社会救助小组组长林雨(化名)介绍,平台自2018年底即开始利用AI技术等开展自杀干预,2021年8月正式组建自杀干预社会救助小组,通过对干预流程的多次升级完善,已经形成了从AI技术识别、公众反馈信息的快速预警,到整合评估用户发布内容、评论等信息,综合判断预警信息的风险的流程。
“对达到报警标准的,会立即报警;对未达到报警标准的,会联系用户沟通安抚;对经判断无风险的,会将该用户纳入观察期。”林雨说,这套流程要求小组成员在接到预警信息后,必须在10分钟内完成风险评估并完成报警。目前平均完成一个案例,基本控制在6分钟左右。
(图说:自杀干预社会救助小组的部分成员在复盘干预案例。)
自杀干预的背后是平台与死神争分夺秒的过程,这不仅要求平台的AI等技术,要具备比较高的识别准确率,还要求自杀干预社会救助小组的成员具备同理心,具备沟通安抚的心理学相关专业知识、审核判断风险的能力、较好的表达沟通能力。此外,考虑到自杀风险随时都可能发生,尤其凌晨2点至4点是高发期,这也要求小组成员具备适应夜班的能力。
林雨说,对新员工,团队会对他们进行心理学相关专业知识和实践案例的培训,经过老员工带着试岗1个月后,经考核合格的,才能正式上岗。团队还会不定期邀请心理学领域的专家来开展授课培训,提高小组成员外呼安抚的专业能力。此外,还邀请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来开展培训,指导小组成员如何更高效地报警,提高报警的准确率、有效率。
每天要甄别大量无效信息
在海量的短视频内容中,若是仅依靠被动的信息反馈和“人肉”的方式排查,很难发现潜在的自杀倾向。因此,“AI+人工”也成为目前主流互联网平台在自杀干预方面不约而同采取的方式。
林雨透露,平台上半年联合各方救下131名有自杀倾向者的背后,是对5530条确定性风险预警信息的研判。而这5530条确定性风险预警信息,则是从每天近万条被标记为潜在风险的信息中筛查出来的。
(图说:自杀干预工作的性质,要求自杀干预社会救助小组7X24小时在线。)
“尽管系统的发现预警能力不断的增强,但对我们来说,一直处于如履薄冰的状态。”林雨说,很多风险信息事后被证明是无效信号,有些人可能是在开玩笑,也可能是发泄情绪,但我们却不敢轻易地放过去。
曹受君是自杀干预社会救助小组的一员,她从2020年10月进入快手工作以来,见证了小组的筹备、招募和正式成立。
在她看来,从过往干预的案例来看,有一部分人是因一时想不开,在平台上发布有自杀倾向的内容,对于这一人群,通过电话安抚,多听他们倾诉,试着开解他们,他们可能就会放弃轻生的念头。
“但也有一部分人,他们做出风险动作的背后,或因家庭矛盾,或因感情、疾病、经济压力等多重问题影响。”曹受君说,解决这一社会问题,除了平台、警方联动干预外,还需社会各方共同参与。
黄蓉刚选择这个职业时,她的父母对她的工作不理解,也会惊讶于互联网上预警的数字。如今她再向父母讲述自己又成功挽救的案例时,父母会说:“你做了一件积德的事。”两年多的工作,让黄蓉变得对那些深处困境的人,多了更多同理心,再回看自己的生活,她想说:“人生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去经历更多的事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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